文学本位之旅

张大春来了。

3月26日至4月1日，这位当下台湾文坛的领军人物和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访问北京和上海，推介他的家族小说《聆听父亲》。3月27日晚，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演讲，山西作家李锐和蒋韵夫妇专程从外地赶来捧场和点评；3月28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黎湘萍主持了他与余华、李锐、蒋韵和阿城等人的对话，他发表《台湾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解离》的演讲；次日，向以深居简出面目示人的阿城主持了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的张大春与莫言对谈暨张大春读者见面会，《投名状》导演陈可辛悄悄地坐在听众席上；其后两天，张大春在上海的读者见面会由资深书评人小宝主持，学者陈子善和作家王安忆分别主持了张大春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演讲。

张大春这次大陆行，毫无疑问是一次成功的文学之旅，我愿意表达我的欣喜和肯定是因为，除了张大春的姑父是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这一点小小的文化八卦外，张大春的来访至少是生发于文学，还激起了一系列文学本位的讨论和关注。2005年轰动一时的“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更多的意义还不在文化上，大陆读者对他更多的期待还是那些惊世骇俗之论；白先勇近年来大陆推广青春版《牡丹亭》，也更多地是依靠昔日旧作累计的文化和声望资本，还有他作为李宗仁之子的特殊身份。

而张大春这次来访更多的带着文学本位的色彩。

大陆众多所谓一线作家的集体追捧，首先应该归因于他们对这位台湾同行创作实绩由衷的认可和赏识：这一次，他们有了“棋逢对手”、“酒逢知己千杯少”甚至是与高人过招的快感和欣喜，这种基于文学信仰的真诚对话值得尊敬和鼓励。

对汉语写作主体性的反思

更重要的是，张大春大陆行引发的对汉语写作主体性的反思。在3月27日的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和3月28日的中国社科院对话中，张大春的反思令人瞩目：“老实说我们想的都是用汉字写的西方小说，我们不是在写传统的中国小说。因为现代性这个意义，可能更大程度地在我们的小说之中，成为一个被辨认、被辨识、被理解，以及被模仿而传承的传统。”

张大春强调了史传（如《史记》）、说部（如《三言二拍》）、笔记这三大中国叙事传统对自己的影响，“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占了小说很多便宜写作的作者，我既然继承了许许多多的教养上面的传统，我总得找个志业来继续从事吧。甚至可以这样说，借着我对中国叙事传统小小的粗浅的理解，以及我自己的感受和觉悟，我觉得许多写小说的人，可以不见得完全放弃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而是多一步地回头审视一下曾经滋养过我们，并且一直处于和其他文本相互分享状态之中的这些笔记、说部，以及偶尔或者经常会撒谎的史传。”

用汉语写作重返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是张大春的自觉追求。“文坛顽童”标签是张大春一直拒斥的，到1986年发表《将军碑》、《最后的无知》和《饥饿》时又被贴上类似“台湾的马尔克斯”的标签，但张大春通过写作风格的不断变换破除任何对他的僵化命名。到了2006年，张大春写出了书场式小说《春灯公子》和《战夏阳》——蒋韵2006年参与重述《白蛇传》时才开始接触一些话本，开始反思自己“对于自己的文学资源可以说是视而不见”；2007年，张大春又写出了荣获诚品选书、金石堂年度影响力选书的《认得几个字》。

在此次大陆行中，张大春谈论《认得几个字》的时间甚至超过《聆听父亲》，他身体力行地把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那些普通汉字每一个的来龙去脉一一讲给儿女们听。这是只有才子才能完成的壮举，当然在社会层面不具有可复制性，尴尬的是张大春的孩子们因为年纪太小，对如此用心良苦的家教也缺少积极回应。而指望人手一册《认得几个字》，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都是不切实际的。

4年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过代表张大春文论水准的《小说稗类》。也是张大春朋友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价说“卑之无甚高论”，张大春很较真地讽刺王德威不知道“卑之无甚高论”最原始的出处。张大春本人是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毕业，也在事实上师从过没有行拜师之礼的历史小说大家高阳先生，也执教过辅仁大学和文化大学，但没有博士学位的他很难在体制化的大学里获得终身教职。在展示自己素养的全面和渊博时，就像某些西方汉学家热衷于谈论生僻的地方志一样，张大春有时又难免通过对传统熟稔的夸大来维护知识储备上的优越感，难免给人炫技和炫耀的印象。现代如何和传统对接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话题，但张大春近年来写古体诗时让减肥这样的题材入诗，倒是提供了一种对接的可能性。

“有时特别重要地谈点政治”

除了张大春擅长的“文学意见”，他作为知识分子的面相一定程度上仍然被遮蔽，或者说被我们重视得还很不够。3月27日下午参加新浪网《文坛开卷》的聊天，介绍自己在台北news98广播电台广受欢迎的说书节目《张大春泡新闻》时，张大春说：“其中一个小时是访谈一些学有专长的嘉宾，比如说谈天文学，谈现代科技知识，谈音乐、出版、文化、交通、法律、社会现况，有时特别重要地谈点政治”，“怎么样不要太低俗地修理最该修理的讨厌的人，在我说书节目里是最大的快乐。”

“有时特别重要地谈点政治”，“不要太低俗地修理最该修理的讨厌的人”，其实就是张大春借助自己的职业平台对现代知识分子批判使命的自觉担当。让我深感震惊的是，3月27日下午结束完新浪网的在线聊天，在当日晚上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前的空当接受部分北京媒体采访时，张大春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交通”，他认为“交通是一个大的方面，先有交通，再想社区、建筑等等。”

不知道张大春连日奔波在京、沪两地，对这里的交通状况有何感性认识。能从城市治理的层面深入看待“交通”的重要性，恐怕是我们很多大陆作家还很欠缺的——在他们笔下，交通拥堵了不起只算一个“北京是一个大停车场”的段子。

3月20日，近年在大陆影响最大的台湾作家之一龙应台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给我们一个政治家》，大谈“给我们一个政治家，不是政客。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

感情充沛，是龙应台行文一贯的风格。在推销她的政治常识前，她举了一个细节，说是欧洲街头的十字路口，父亲或者母亲对牵着的孩子说“你看，红灯不能走，要等绿灯”，等候红灯转绿的人群才克制住闯红灯的冲动。对于龙应台由此推导出的一系列宏论，一些持异议的论者近期在媒体上已有不少的商榷和批驳，这对形成一个自由竞争的观念市场无疑是有帮助的。

同样是细节的运用，张大春就能举重若轻地对龙应台构成严重挑战，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位行文煽情且有强烈公共关怀的台湾作家，说是台湾媒体发现著名演员林青霞在一次选举中错把选票上要盖的专用印章盖成自己的私人印章，追问得知是龙应台教的，而且龙应台本人投票也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对此，张大春不无讽刺地评论：“你票都不会投，还大谈什么民主？”

如果张大春援引的新闻属实，我认同他的判断，因为民主政治是需要一些基本训练的支撑的，远不只是写一两篇煽情的政论文章那么简单。摄影 杨浩

附录简介

张大春

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之一，1957年生，山东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作品无数，曾以“大头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说《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京剧剧本《水浒108》，文学理论《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小说稗类》等。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