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道批评

见到一篇文章，标题就让我发愣：“我是农民的儿子”。作者叫摩罗。

为什么对这个标题发愣呢？我想，当一个人的真实身份还是农民且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忙活农活时，他断然没有兴致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因为那将是一句彻底的废话。中国是农业大国，无论比例还是绝对数字，中国的农民都高居世界前列，中国至少有十亿人，可以自称“农民的儿子”。所以，作者若不是在说废话，他一定想暗示或强调别的东西。那需要额外强调的，质诸常理，当然是些高于寻常农夫的突出异秉，而不可能是些混同于芸芸村汉的庸常玩意。题目里特地亮出一个“我”，正是为了标识自身的独特。

一路拜读下来，果然，作者以悯天悲地的笔墨，从文字里驾起一阵阵愁云惨雾，在那愁云惨雾的尽头，一位几可与耶稣基督缓步并行的使徒级人物，不动声色地冉冉而出。不用问，那就是摩罗了。在那一刻，我会为在摩罗大名后面缀上“先生”还是“先知”，稍费一番踌躇。他用谦抑的口吻和悲愤的语调，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得无比高峻，其中隐约可见的，则是大量充满精神绝食特征的看法，它们作为观点固然粗疏草率，作为情感又让人不敢仰视。别说批评其观点，仅仅质疑他的情感，我似乎都得暗叫一声“罪过”。他悲情款款地说：“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休闲感，也没有一点审美的鉴赏感，我怀着一种也许是为农民所特有的屈辱心理，感受到的唯有一种罪恶。……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作者继续佝偻着身子，姿态虽然低到极致，宣示出的情感及闪现出的抒情主人公英姿，却又分明高高在上：“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淋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

倘若，作者只是把笔墨限定在情感抒发上，不管这种情感在我这个俗人看来属于圣洁还是做作、伟大还是怪诞，我都可以不加闻问。对明显高于个体经验的情感，我也许会加以怀疑，却不会轻率加以嘲笑。麻烦的是，作者志不在此，他抒发完这么一通旷古绝今的情感后，还另有寄托，他希望以这份伟大情感作为思考的背景，借此对农民问题及人间公正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此他还比较了卢梭的见解。既然他的真实目的并非感染别人，而是说服别人，那么我不得不说，摩罗先生触犯了理性为文的大忌。

感染与说服，是两种不同的作用方式，理应施诸不同的目标。当我们意在感染他人时，即使无视理性，也可能不打紧。在这方文苑里，理性虽然不是情感的敌人，但也并非情感的仆人，它很可能只是一个外人。只要作者的衷肠没有明显乖舛错谬之处，我们大可一往情深地沉浸在作品的情感世界里，通过分享作者的独特情感，深化个人体验。但是，当我们志在说服他人时，上述规则就必须接受拷问。在这个论域里，不恰当的情感表达（它们往往表现得过于炽热和浓郁），不仅不会使观点锦上添花，还可能给观点添乱，使读者于饱受感染之余迷失理性，在那支抒情短笛的动人诱引下，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作者那些原本未必成立的观点。情感这层糖衣，说不定充当了包裹思维毒药的作用。比如，假如你感动于作者的非凡深情，就可能稀里糊涂地认可了他的如下建议：“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而如果作者没有以掀天揭地的情感迷惑读者的理智，读者原本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此类观点毫无成熟可言。

这便是我概括出的“理荒情浓”：在原宜张扬理性的文章里，作者不是殚精竭虑地推敲观点、审视经验，而是借助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道德蛊惑力，弥补思辨之不足，以期让某个可疑观点，闯过读者的理性哨卡。尽管我内心绝无视作者为蛊惑者的居心，但以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衡量，我仍然必须将这类笔墨界定为“左道批评”之一种，并悬为厉禁。在这类文章里，一旦理性难以为继，你随之喷涌出的情感越是真挚动人，你距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就越远。

本文虽以摩罗为例，但摩罗先生未必就是此类文风的突出代表。坊间一本新出的文集汇编，标题即以《我是农民的儿子》抹额，可见，该文风的欣赏者，国内还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