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要数家的变化,那一个一个生活的细节在我们心灵的成长之路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每每回忆,酸酸的,甜甜的,美美的,但更多的是欣慰和幸福。

　　孩提时代，蒙蒙■■还记得每每大风肆虐之时，村里家家户户的男人就会迅速爬上房屋，用两三根锹把粗的井绳勒紧稻草或麦秆铺成的房顶，绳子的两端拴上大大的石头，沉沉的，不让大风刮翻或刮跑屋上的稻草呀麦秆呀，孩子在一旁也忙个不停，递砖、石块、木棍，拉绳子，忙得差不多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稍稍平静一些。那个时候，居住环境都是草房子，质量差，十分简陋，遮风挡雨，令人不踏实。再大一点，家家户户都盖上了里生外熟的瓦房子，住在里面，别提有多高兴多安全。

　　天有不测风云，好日子没过上几天，父亲生病了。起初，他只是说腰痛，便请医生给吊吊水、打打针、吃吃药。因为年轻时他上山砍柴，给不讲理的看山人用扁担打过，落下腰痛的老毛病，大家以为旧病复发，不碍事的。哪知用了几天药，不见好转，反而病情恶化，当夜，左邻右舍用凉床把父亲抬到医院急诊。医生确诊为胆囊炎，必须立即手术。手术费不菲，要五六百元。母亲把当年生产队的工分钱预支了，家里的肥猪卖了，大哥也从部队寄回几百块，东挪西借总算凑齐了手术费。但由于贻误了病情，手术后三天，父亲患上并发症，弥留之际对母亲唠唠叨叨：“把孩子带好。”母亲噙着眼泪低低地答应他。就这样，父亲丢下我和二哥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抛下母亲，归隐天堂。人财两空，本来不算富裕的家庭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出殡那天，村里人唏嘘不已：可怜呀可怜。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那年才九岁。我的童年是不幸的，然而在母亲的操持下，再加上大哥大姐的支援、关爱，童年的记忆又是温馨、幸福的。

　　刚上初中的时候，同学们时兴这样的打扮：上面穿白色的的确良村衫，下面穿蓝色绵绸裤。我知道家里经济拮据，只是羡慕，并无奢望之心。一天放学归来，姐姐回家了，兴冲冲地对我说：“三子，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喽？”我抖开布袋一看，哇，白色的的确良村衫，蓝色的绵绸裤。洁白洁白，湖蓝湖蓝，我快活得简直要蹦起来。我想我当时睁大的眼睛肯定放射出奇异的光芒。后来才知道姐姐是卖了自家的菜油换来的钱，给我置了这身行头。这件事一直存留在心灵的深处，永远不会忘却。夏天到了，整日穿着解放鞋，不透气，一脱下来，能臭半个村子。心里渴望能有一双凉鞋多好呀，我偷偷地跟姐姐说了这个心思。姐姐很慷慨，顺手把自己的凉鞋送给了我。我很激动，带到学校穿了一天，因为是女式凉鞋，穿上脚，横竖不舒坦，总以为有人用怪异的眼光打量我，只好作罢，带着几分遗憾还给姐姐，也算完璧归赵。

　　因为父亲治病哥哥债台高筑，还了几年才还清。但在这当中，每到逢年过节，总能看到邮递员老黄拧着车铃当当响笑嘻嘻地出现在我家门前。“你儿子打钱来啦！”母亲呵呵不停，又敬烟又倒茶，我最开心。大哥说，农村人平时生活差，逢年过节，总要买点鸡鸭鱼肉，一家人解解馋。要是没钱，那心里才酸滋滋的呢。他总是算好日子，把有限的一点钱寄回母亲手中，让弟弟们哪怕过上一天好日子也行呀。真的感谢大哥。

　　师范毕业那年，同学们搞些诸如毕业留影、出游、聚餐、茶话会之类活动，钱自然比平时多花些，我哪来钱呢。我知道要向母亲伸手，又要让她双眉紧蹙了。回家后还是说了这事，母亲没有不悦，反而安慰我说我有办法。我知道她头皮发炸，内心不安。中饭过后，她有几分兴奋地说：“有着落了。”原来那天我家正好宰了几只鹅。她在村东头遇上收鹅毛的小贩，谈妥了价，领小贩来了。后来母亲告诉我：“你二哥埋怨我说把卖鹅毛的钱全给你了，你不能留一点买点酱油，买点盐，买点菜。”母亲就是这样，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自己扛，一门心思培养我们，毫无怨言。回校以后没几天，班长拿来一封信，是远在芜湖进修学习的二哥寄来的。我慌忙拆开信，信里包了两元钱，青绿色的老式版两元钱。信，我读不下去了，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团结互助的一家人给了我人生最最美好的回忆，让我度过了阴霾密布的难熬时光。

　　现在好啦，子女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母亲安心多了。吃喝不愁，衣食无忧，有时为了给八岁的女儿加点营养让她吃鸡蛋，你知道她怎么说：“你们真晓得快活，不吃鸡蛋，凭什么非要我吃。”真是又气又笑，旺仔呀蒙牛呀光明呀，视而不见，我真的担心这一代孩子会被惯坏的。不过，她还不偏食，只是没有经历上代人的苦难罢了。好歹我还是教书的，引以为戒，正确引导，不至于“一代不如一代吧”。更多的时候，读读闲书，喝喝“墨水”，家里也买了电脑，上了宽带。女儿有良好的阅读习惯，聪颖好学，知识面广，写写画画，像模像样。2005年第4期《少儿科技》杂志还发表了她的儿歌《两盏灯》呢。

　　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便构成了家史。一部家的变迁史，也是社会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