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一词，由来已久。考诸史籍，汉代刘向《新序·杂事》有“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之说。此处“日记”之含义，几近于后人对日记的解释。

　　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借助日记载录自己的真实思想与情感，恐怕绝对不是个小数。

　　少小上学，语文课老师就把日记作为写作的基本功要求。不过，如我稚气顽童，哪能理会日记的内涵，往往写不了几行就交差了。年齿渐长，自我意识与时俱增，也就渐渐明白了日记的好处在于自我的心理宣泄与疏导，不便与人道、不足为人道的隐私秘事，尽可纳入日记，率性由真地流露，毫无顾忌地表达。

　　记得大学一位室友每晚必写日记，且是流水账般的记录，但他坦言只为记取自己接济弟妹而苦度生活的情景，意在自策自励。而我多年来一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随着人生阅历的展开，生活琐事多了，平日里喜欢逐日记些身边事、家常事，诸如师友书信来往记录、日常事务安排计划……如果真要说是日记的话，也不过是案头略陈琐屑的一份生活备忘录而已。倒是不时信手记些因人因事的随思随想，亦非逐日而记，每每有感而写，集腋聚沙，迄今积得几大本名为“史苑卮言”的读书笔记。日记应该“诉诸我的内心”，赤裸裸地记录“我”的心灵独白，笔墨自然，记叙率真，不做作、不虚饰地实话实说。“平生无甚难言事，且向灯前直笔书。”词学大家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扉页上的题诗，正道出了日记的真义所在。日记之妙处，既为倾诉感荡之性灵，也可操练生花之随笔,积以时日的储备，还可视作个人思想的存档，系以年月日的方式，足以鲜活地见证自己或深或浅、亦长亦短的生命流程。

　　近些年来，因为文史专业的视野所及，常常需要浏览一些近人日记，比如“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近世学人日记丛书”，以及“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素为学界推崇的晚清“四大日记”，也即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和的《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可谓中华日记宝藏中兼具思想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煌煌巨帙。他如王韬的《蘅华馆日记》、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更有蔡元培、缪荃孙、吴虞、胡适、梅贻琦、梁启超、鲁迅、张元济、黄侃、梁漱溟、顾颉刚、吴宓、俞平伯、朱自清、金毓黻、杨树达、郁达夫等众多文化名人日记，均是人所瞩目的重要文本资源。一路读来，见微可知著，由此别出了一种历史情景的回味，那是现实社会中个体生命更见细微、更见生动的真面目、真性情、真心境。

　　日记的写作需要耐心和毅力。以翁同和日记为例，从1858年7月31日到1904年6月27日，作者坚持每日记述，前后四十六年间从无中断，直到逝世前六天绝笔。时间跨度之大，记载内容之广泛，一直是研究近代社会与翁氏思想活动的第一手重要文献。至于李越缦日记，同样是积数十年心力，积铢累寸而成。日记起自1853年止于1889年，洋洋数百万言，既有从咸丰到光绪年间有关朝野见闻、友朋过从、人物褒贬、文物考证、书画鉴赏、山水游览、各地风情的详实记述，也有大量“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的读书论学札记，  “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历来被珍若拱璧，风行于士林。胡适读此日记，诗题有句：“五十一本日记，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认为其中所记时事可资补充历史的依据。

　　在我看来，无论是写给别人还是写给自己，读读公诸于世的历史人物日记，还是有助于养成看取历史的“别具只眼”。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日记向来代表“民间话语”，归属于野史一类，但一经珠联璧合，其中包涵的思想文化之浓度、深度与厚度，实在不容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