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作家红雁兄在副刊编辑岗位多年，悉心扶植了一大批作者，我也深受其惠。每每将新作寄给他，必逐字改正错漏再转发给我，并与我商榷修改是否妥当，征得我的同意后，才肯排上版面。我敬重红雁兄的一丝不苟，同时我也常感羞愧。因为经他编辑后，我才发现我那些小文章，几乎都有可恶的“字虱”在爬。有的是草率误植，也有些根本就是才疏学浅所致。羞愧之余，屡屡自警：今后一定要认真再认真。

　　“字虱”， 文字的虱子，大约自从有了规范的语言文字开始，就一直附着在了古今中外一切著书立说者的身上。只是有的虱子成群，有的偶尔一见罢了。所以古代朝廷里，专设有校正宫廷藏书错误的秘书省正字之类的职位。后世出版传媒业发达后，又形成一支专为文字把关的编辑大军。如今，不但有捉“虱”的专业杂志，还有捉“虱”的民间志愿者，甚至，有的行家里手还捉出了专著。数年前，《咬文嚼字》编委金文明就从余秋雨的文章里捉出了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造成轰动一时的“字虱事件”。香港作家董桥在香港回归前后，在报纸上开《英华沉浮录》专栏，专门捉拿香港媒体上的“字虱”，在西化粤语大行其道的香港全力推广普通话，港人从中获益匪浅。

　　我不是捉“虱”志愿者，但多年的阅读生活，我也捉到了不少“虱”。比如我手边一套浙教版的《唐诗赏评》，其《出版说明》里有这么一句话：“已故当代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为本书题签”，这里的“已故”当是“字虱”无疑———既然已故，何来题签？杂文大家毛志成先生爱用“滥觞”一词，但有时并不妥当。比如他在《挣脱“引文统治”》中写道：“眼下的‘高品位文化品’（尤其是学术品）几乎造成了‘引文’的滥觞，举目便是。”这处“滥觞”似应为“泛滥”。而高品位的《读书》《随笔》杂志的一些文章里，经常出现从外语中“强奸翻译”过来的新词，让人云里雾里，也算是“字虱”的变种。严肃出版物尚且如此，一般的报刊书籍更是“字虱”成灾，就像虱子的老巢。

　　阅读中，我又发现一个规律：时代越是往前，“字虱”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古老线装书里的“字虱”是罕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出版的书籍“字虱”是少见的，而如今“字虱”则在所有纸上和网上满地爬。或许，现代人脑满肠肥，可供虱子吸的血更充足了。

　　“字虱”小物，但小物有时却能酿大灾。历朝文字狱，因一字之差引来杀身之祸的事多矣。“文革”时期，因“字虱”惹祸上身的事也并非少见。现在建设和谐社会，虽不会因“字虱”招难，但“字虱”污染了读者的眼睛，也是不小的罪过。

　　“字虱”的泛滥，文字专家也有责任。他们修订文字热情得很，有时到了不顾民情的地步。1985年推出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勒令把“林荫道”改成“林阴道”，“荫”换成“阴”据说有理有据，但试问一句：“非如此不可吗？”这一“阴”字害多少人生了“字虱”？作家王佩就记下一桩趣事：有家报纸转载了一张图片，标题是“影星乌玛·瑟曼与富翁男友林荫道上缠绵”，报纸印出来，编辑部哗然，原来标题被校对改成了“影星乌玛·瑟曼与富翁男友林阴道上缠绵”。编后会上，有编辑大声朗读道：“影星乌玛·瑟曼与富翁男友林，阴道上缠绵。”

　　好笑吗，我却笑不起来。

　　挑刺 储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