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稻作遗存的新发现引起了关于东亚栽培稻起源问题的争论。最近傅稻镰等对迄今在长江和淮河流域一系列早期聚落中的栽培稻与野生稻的鉴定和研究工作提出了质疑，主要论点可归纳如下：（1）在东亚农业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研究者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将水稻的驯化看成是毫无疑问、理所当然的现象，而野生食物的采集却被忽视了。（2）上山和跨湖桥遗址的水稻遗存都是采集的野生稻，河姆渡的水稻是栽培的野生稻，在跨湖桥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似籼稻的稻粒为未成熟的野生稻，遗址中大量未成熟的稻粒的存在反映了野生稻的采集行为。（3）贾湖遗址发现的小粒稻米属于一种野生型，与后来的栽培稻并无关系。（4）根据龙虬庄遗址中出土稻米在粒型大小上出现的早晚变化，提出完全分化的栽培稻出现在大约4000 BC（Fuller·Dorian, Emma Harvey, and Ling Qin, Presumed domestication，Evidence for wild rice cultiv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the 5th millennium BC of the Lower Yangzte region. Antiquity, 2007. 81: p. 316-331）。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无论在对早期稻作研究的现状的判断还是对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及运用本身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讨论。

　　事实上，不少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在重视并尽力搜寻早期遗址中的稻作农业证据，并使其形成一个研究的热点的同时，并没有忽略野生资源采集在原始经济中的重要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光直特别提到了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的先民除了栽培水稻外，同时也是获取丰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采集渔猎者。河姆渡、跨湖桥、八十垱和贾湖等发掘报告也都清楚地提到在这些水泽地区遗址出土的丰富野生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采集渔猎生业模式占有的重要地位。Crawford 和沈辰提出在八十垱和河姆渡遗址，先民广泛利用水生植物，而不仅仅局限于水稻的种植。认为东亚学者在过去的研究中把所发现的水稻都认为是驯化的并把它们同农业相提并论，也不免是夸大其词。张居中等曾强调水稻的驯化是从集约采集，人工选择特殊种，到完全驯化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历史上这一过程还可能重复过多次。Crawford 和沈辰也告诫过，在无法确定栽培型小穗轴（保留有折断的小枝梗残部）存在的情况下，如八十垱的水稻样品，要判断水稻遗存是野生或是栽培是很困难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水稻的驯化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因此早期种植的水稻在形态学上可能表现得既不像完全的野生稻，也不像是完全驯化的栽培稻，驯化程度由人类对水稻生长周期干预行为的程度决定。下文我们简述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和贾湖等遗址出土的水稻中包含人类干预行为的证据，同时质疑早于4000 BC的水稻遗存都是野生稻这一判断。

　　上山（大约11000-8600 cal. BP)： 在浙江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和红烧土中发现的炭化稻壳和叶片，是长江下游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根据对上山水稻遗存植硅石特征和稻谷形态大小的研究，郑云飞等指出陶片中绝大部分的植物羼和料是稻粒脱壳后留下的糠壳，也有部分的茎秆。稻壳和稻叶的同时存在说明了水稻极有可能是使用刀具带杆收割的，而不是像有些民族志材料记录的将稻粒敲打落至盛器中的方法。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上山水稻的小穗轴特征也同时存在着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特征。这些证据似乎都暗示着上山水稻远没有仅仅来自采集的野生稻这么简单。由于上山水稻遗存大多来自陶胎羼和料中，对小穗轴特征进行观察分析的难度较大，无法进行量化分析。因此目前很难判断上山稻到底是野生稻群体中包括少量栽培稻型的籽粒，还是已经经过人工栽培、首次出现突变型的初期阶段栽培稻。至少我们不能排斥上山先民已开始人为干预水稻生长周期的可能性。不管是哪种情况，上山水稻都为人们对其进行所需的栽培稻型加以选择、进而改变整个稻种的平衡结构提供了基础。

　　跨湖桥（大约 8000–7000 cal. BP）：傅稻镰等人以跨湖桥发现的水稻有相当大的比率是秕谷稻粒为证据，认为这是采集的野生稻。这是一个十分轻率的判断。起码在逻辑上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如这些秕谷是成熟谷粒脱粒后仍留在稻穗上的未成熟谷粒，或者恰恰正是代表了水稻的原始栽培性、稻穗上的谷粒不能同时成熟并导致产量低下。早期稻田里稻种和野生稻种间的基因交换有可能就是我们目前在考古样本中观察到具有这种中间型特征的原因。

　　郑云飞等对跨湖桥120例稻谷的显微镜下的观察显示，有42%的样品具有类粳稻的小穗轴，而58%的样品则是代表野生稻特征的圆滑脱落疤的小穗轴。根据民族学资料，如果是收割野生谷物，一般的方法是在少数籽粒开始成熟时就收割新鲜茎秆，这样可以保证大部分尚未成熟的籽粒仍保留在茎秆上。实验考古研究显示未成熟野生籽粒经晒干便自然脱粒，而后留在小穗轴上的是普通的野生型脱落疤。因此，跨湖桥出土具有如此高比例的栽培种型小穗轴的稻种不可能是未成熟的野生稻。跨湖桥水稻这种野生型和栽培型混合的特点有可能就是人类干预的结果。因此，在跨湖桥时期水稻已有相当部分向栽培稻方向发展，即使没有完全驯化，至少也在驯化过程之中了。

　　河姆渡（大约 7000–6500 cal. BP）：傅稻镰等人为他们的理论提出了两个假设，即河姆渡生业模式表现为‘野生植物生产的开始’， 以及河姆渡野生稻在1000-1500年之后发展成不脱粒的栽培稻。这些观点是有问题的。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稻谷表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区分栽培稻和野生稻。佐藤等在扫描电镜下观察了来自河姆渡的25个样品，其中一半是无芒的，这是栽培稻的特征之一，另一半有芒，大致上归类于野生稻。有芒的样品中，4例有着像普通野生稻那样的长而密的刚毛。在25例稻谷中，有部分带有基部小穗轴残余，说明是在收获时从稻穗上人工脱粒的，而3例有芒样品则显示是成熟时自然脱粒的痕迹。汤圣祥等对81例稻粒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只有4例被认为是野生稻，其特征为瘦长的粒型、芒上小刚毛长而密以及具有自行脱落痕迹的小穗轴。根据这些观察结果，汤圣祥等人认为河姆渡的广谱性生业模式包括野生稻的采集和栽培稻的种植。

　　郑云飞等人最近对长江下游罗家角和田螺山的水稻遗存的研究，也得到了与上述河姆渡水稻研究相一致的结论。来自于罗家角和田螺山的451例稻粒中，51%表现为栽培型的坚韧小穗轴，另外49%则是类野生稻的易脱落小穗轴。拿它们与跨湖桥水稻来比较，我们可看到栽培型的比例从42%变到了51%，在近50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9%。如果把这一数字当作驯化的平均速率，那么驯化的开端应该发生在10,000BP以前。这一计算也说明，水稻的驯化过程从最早的栽培（栽培型比例接近0%）到完全驯化（栽培型比例接近100%）也许需要超过5000年的时间。这比起傅稻镰等人作出的臆测（1000-1500年）要长得多。

　　贾湖（大约 9000–7800 cal. BP）：傅稻镰等认为贾湖稻米非常小，更像是药用野生稻Oryza officinalis，与以后出现的栽培种没有相承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臆测。且不论研究者早已通过稻壳的观察得出贾湖稻米在形态上与药用野生稻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单就稻粒的大小来鉴定稻种也是很不妥当的。

　　贾湖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10例稻壳印痕和外稃片。通过扫描电镜在这些稻壳印痕上发现了与栽培稻的相同之处，它们都没有芒，也没有断芒的痕迹。我们最近测量了566粒完整的贾湖稻米，与以前发表过的关于贾湖水稻的研究发现相比，新的测量数据显示贾湖稻米并不小，但大小分化程度很大。而且在从一期到三期的大约1000年中，存在稻粒的尺寸逐渐变小，但分化程度逐渐降低的大体趋势。以前的测量数据可能由于取样量过小。

　　为了判断贾湖水稻是否与此后东亚的水稻不同，我们将它与中国北方和韩国数个遗址出土的水稻相比较，这些遗址年代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都有(6000–1500 BC)。我们的测量数据与这些晚期的遗址的结果相似。贾湖稻米的长、宽的平均值和范围值，以及长宽比和长宽积都落在晚期遗址的水稻的范围内，或者有所超过。对于用长宽比代表的总体粒型，贾湖与其他遗址的稻米遗存难以区分。

　　傅稻镰等人对上述几个遗址包含的稻作农业证据的非议，主要来自对龙虬庄遗址出土的稻米测量数据所体现的水稻驯化规律的确信。龙虬庄遗址位于淮河下游的里下河地区。在一个探方内，通过浮选法发现了总共5038粒稻米。在早期地层（6到8层）发现的稻米相比于晚期的第4层的都要小。基于这一在稻米由小变大的变化，并以第4层的稻米为标准，傅稻镰等认为形态上的驯化过程发生在4000 BC左右，或者更晚些。

　　粮食颗粒的增大常被用于指示人类对植物生长周期的干预以及某些作物的驯化的标志，但这一标志并不能应用到所有作物的驯化过程，黑麦在驯化后颗粒大小就没有发生变化。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不同地区、不同稻种组成的稻米样品在大小、粒型方面存在巨大的分化，包括6000年前的野生稻、原始栽培稻和栽培稻。水稻的驯化表现为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在某个瞬间点发生的一个剧烈而绝对的分化。为了理解龙虬庄稻粒大小变化的意义，我们将第4和第6 层的稻米数据和中国北方及韩国其他遗址的数据进行比较。贾湖和跨湖桥的稻米，年代早于4000BC许多，在长度分布上与龙虬庄4层稻米长度范围大致重合。对于宽度，龙虬庄6层稻米大部分都落在4层稻米宽度范围的下半部，其他遗址的稻米分布范围很大，超越了4、6两层的范围。事实上，测量的稻米数据越多，粒型大小的分布范围越大。

　　在时间纵轴上，我们使用长宽积来表现不同水稻样品间的变化。中国南北早于4000 BC的遗址，包括贾湖、月庄和跨湖桥，出土的稻米，并不一定比中国北方那些晚于4000 BC的栽培稻小。考虑到这些晚期遗址的时间空间分布，无法用野生稻的存在来解释它们的小尺寸。一个来自韩国的例子也与傅稻镰等关于小粒稻代表野生稻的主张相悖。韩国中部的Bojeongri遗址的一个窖穴出土了约36公斤的炭化栽培稻谷，测定年代处在三国时期(AD 300–600)。这个遗址的谷粒测量数据显示了一个宽阔的分布范围，与早期测量的显示为小粒稻的贾湖测量数据范围重合。这一对比说明，甚至到了历史时期，农民仍在收获相当数量的小粒稻米，因此，稻粒的大小，特别是如果样品量较少，不能作为可靠的区分野生稻和栽培稻的标志。另外，尽管龙虬庄第四层稻米粒型变大这一现象的考古发现比较重要，值得在栽培稻起源演化研究时加以高度重视，将来可对这一样品做更深入的分析，但仅依据一个遗址中的16平方米探方所出稻米标本观察到的粒型大小变化，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水稻的进化趋势，是很值得置疑的。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在9000 cal. BP，中国北方已经比较成熟地利用水稻，比如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到了8000 cal. BP，水稻向北扩散到黄河下游，以山东月庄遗址出土后李时期的稻米为证。在6000-5500 cal. BP，水稻扩散到黄河中游地区，例如河南的南交口和灰咀遗址仰韶中、晚期稻米，随后在5500-5000 cal. BP进一步扩散到黄河上游，见于甘肃的庆阳仰韶晚期稻米 。另外，早在6500-6300 cal. BP， 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头山就已发现了稻田和相关的灌溉系统。 

　　总而言之，认为野生稻栽培从河姆渡时期才开始、栽培稻在4000BC才出现的观点不能解释跨湖桥、田螺山、罗家角及河姆渡存在高比例栽培型稻粒的事实，9000-8000 cal. BP水稻已在中国北方分布的现象，以及6500 cal. BP已在长江中游流域出现的稻田设施。